根在府州城
王长安/文
我已年逾古稀，常感叹岁月如梭，余日无多。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惟一的心愿是留下一点文字，让我的子侄孙辈能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根在哪里？
如今我们王家在陕西关中可以称得上“大户人家”了。这个“大”，不是说我们有多么显赫的身世，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而是说现在的王家人丁兴旺。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六男二女，子侄辈有四男四女，还有两个外甥,孙子外孙辈现在有六个，算上女婿们里里外外有四十多口，再加上我的堂兄王志刚一家在西安和渭南的十多口，府谷王家在关中已经繁衍了五十多口，称“大户人家”当之无愧！
这么大一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的老家在府谷
从小，奶奶、爸爸、妈妈就常给我们讲，咱们是府谷人。我们户口本上填写的籍贯也是“陕西府谷”。府州古城西街“王家圪台”是我们的老家，祖坟在府谷阎家洼。
关于我们的老祖先，我只知道爷爷和奶奶。奶奶说，“我们祖上是太原王家，老辈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移到府谷的。你爷爷叫王兴，先人做过道台，前清时家里还有道台的执事。王家大院在老城西街，原先有三进院，大门外有两尊石狮子。后来家道中落，分成两个院子，下院叫狮子院，住的是王守华家；你爷爷我们一家住的上院，叫王家圪台。”
奶奶是我心中的神！没有奶奶，就没有现在我们这个王家。
奶奶出生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户口本上的名字是“王杨氏”，直到1954年普选的时候，要填“选民证”，我爸爸才给我奶奶起了个“官名”——杨永芳。这个名字也有来历，因为我老舅舅是府谷碛塄杨家“永”字辈的，按辈分，奶奶的名字中间应当有个“永”字；至于这个“芳”字，是我爸爸的灵感，“永芳”这个名字，恰如其分的概括了奶奶的人品和一生。无论对我们这个家族，无论对国家、民族，“百代流芳”奶奶当之无愧！
小时候常听奶奶说，“我们碛塄杨家是杨家将的后人。”
杨家祖祖辈辈靠种地和扳船为生，我老舅舅一辈都是黄河上的艄公。奶奶十六岁上嫁到王家，那时王家已经家道中落，爷爷王兴在老城西关一家中药铺当“掌柜”，其实就是老闆雇佣的店员。爷爷和奶奶生了六个儿女。四个儿子属“富”字辈，分别以“仁、义、礼、智”命名，老三王富礼幼年就夭折了。奶奶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我大姑、二姑，名字我没记下，只知道她们出嫁以后都随夫家“走西口”了，她们的后人都落户在绥远（今内蒙包头市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一带）。
奶奶命苦，三十八岁上，爷爷就得痨病去世了。旧社会，年轻轻的寡妇拉扯几个孩子，家中又没什么积蓄，只能靠磨豆腐、生豆芽买几个钱勉强度日，含辛茹苦，可想而知。
我的父辈都是抗日战士
奶奶曾经非常自豪的对我说：“八年抗战，我的三个儿子都是扛***打日本的！”
在父亲的几个弟兄里，我大爹王富仁是唯一的“知识分子”。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大爹曾经在荣河书院杨二先生开设的私塾里念过几年书，成家后，大妈生了两个儿子，我大哥叫王志刚，我二哥叫王志强。大哥小时候常闹病，奶奶从娘娘庙大槐树上讨来“神药”，保住了大哥的性命，就给大哥起了个小名叫“媚槐”。爷爷去世后，大爹就靠打短工谋生。1936年，大爹被22军抓了壮丁，驻守在榆林镇川堡。
我父亲王富义排行老二，出生于农历丁巳年（1917年）十一月二十，小名“二旦”。爷爷死的时候，我父亲才八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此，父亲就和奶奶、大爹一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父亲时常对我们说：“我小时候吃过的苦，受过的艰难，你们做梦也想不来！从九岁到十七岁，我在煤窑里背过炭；在梁记铁匠炉当学徒，拉大风箱、打铁；给苏家当过长工，看菜园子、放牛、担水；跟上舅舅学扳船，在黄河里当过艄公。干的时间最长的是担水、卖水，从小南门下到黄河岸去担水，再爬一百多道格塄把水担上来，送到城里大户人家；十七岁上进县衙门当了勤杂工，还是担水、扫院、看大门。”
1937年，父亲二十岁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七月间，父亲被县保安队征了壮丁，八月间经榆林、西安送往上海，补入国民革命军新编87师，投身到抗战的最前线。
我三爹王富礼六岁夭折，四爹生下来取名“补四子”，官名叫王富智。父亲当兵以后，十三岁的四爹受当时府谷城里头“平民夜校”老师（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背着我奶奶到神木盘塘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以后，这支队伍渡过黄河到了山西河曲，被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收编。1939年，四爹随贺龙部队驻守延安，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当兵。四爹到延安后，给在33军当兵的大爹王富仁写了一封信，说延安办了“抗大”，欢迎“知识分子”，你念过书，到延安来上“抗大”吧！谁知这封信落到了22军一个连长的手里，他说这是王富仁“私通共党”的证据，不容分说，把我大爹捆绑到神木高家堡，活活的打死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华北，7月15日，国民政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这年7月，父亲被府谷县保安队征了壮丁，8月被送往榆林，编入“榆林专区壮丁大队”。“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壮丁大队的新兵经西安乘火车送往上海前线，父亲被补入张治中将军率领的中央军八十七师特务连三排当兵。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八十八师孙元良部、36师宋希濂部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外围，在吴淞口、宝山、杨树浦与日军激战。
淞沪会战是起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75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1937年11月初，中国守军后方受到日军威胁，被迫全线撤退，至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工厂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淞沪会战后期，父亲所在的第87师被编入孙元良任军长的第72军；师长王敬久带领这支德械装备的精锐部队退却到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南京保卫战是淞沪会战中失利后展开的保卫首都的作战。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守军在突围中争相夺路，损失惨重，国军的抵抗就此瓦解。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足五万人的日寇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六个星期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的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多年之后，每当父亲回忆起这段惨痛的经历，总是悲愤不已。他说：我们这批从榆林到上海抗战的新兵，都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日本很勇敢，不怕死！作战两个多月，阵亡了一百多个弟兄。上海没守住，退到南京更惨！大官员们都逃跑了，他们逃过长江，把轮船、木船、连打渔的小舟都烧了，把二十多万军队和几十万同胞百姓撂在长江南岸，呼天抢地，惨不忍睹！南京失守后，我和七十多个散兵在下关转了半个多月，无法过江。有倆个河南兵，一个叫石常胜，一个叫张兴旺，不会水，望着波浪翻滚的长江直哭鼻子。我就对他俩说，你们不要哭，我自小在黄河岸长大，水性好，你们去找块木板，咱们游过江去！可是找来找去，一块木板也找不到，早被人们抢光了，他俩急得直跺脚。我说，不要怕，咱们到铁路上卸一根枕木。把枕木拆了抬到江边，我对他俩说，你们只管抱紧枕木，我来蹬水。就这样，我们三个游过了长江，死里逃生！差一点就做了日本鬼子大屠杀的刀下鬼！
1937年12月，父亲和他的战友游过长江，一路向北到了徐州，找到原来的部队72军87师，随即投入了“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是1938年1月至5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铁路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攻防战役。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粉碎了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三四月间，李宗仁将军指挥的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台儿庄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因而在会战后期陷于被动。尽管如此，这次会战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国军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徐州失守后，父亲随部队撤退到开封，在漌口车站等火车时，被国军第80军的拉兵站抓了“散兵”，编入新兵队。80军一路向西，到西安后，驻扎在北郊杨善乡杨卷村，准备往甘肃兰州开拔。父亲不满80军乱拉兵，更不想跟80军往西走，总想去找原来的部队。一天夜晚，他趁哨兵打瞌睡偷跑出来，但是因为人地两生，天亮时又被抓了回来。带新兵队的副营长怕带不住兵，就想杀一儆百，把我父亲五花大绑，召集士兵训话，扬言要***毙“逃兵”！父亲面无惧色，据理申辩：“我不是逃兵，！我要去找老部队打日本！日本鬼子在东边，你们一个劲往西开，我不想跟你们跑！”许多士兵暗自垂泪，围观的村民也很同情，纷纷跪下来为我父亲求情，一位老者说：“国难当头，正是用兵之际，留下他的命去打日本吧！”副营长也怕事情闹大，就顺坡下驴说：“死罪免了，活罪难饶，拉下去打五十扁担！”父亲被打得皮开肉绽，路也走不了，连长就叫两个士兵用担架把我父亲抬上，一路行军到了天水，父亲才能走动了，随80军一路向西，1938年9月驻扎兰州，编入特务连当二等兵。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调80军补充团三营十一连任下士班长，驻扎甘肃平凉。1940年4月调至80军工兵营三连任中士班长。
1941年4月，父亲升为上士班长，随80军开赴山西、河南，参加了“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是黄河的一道天然屏障。要阻挡日寇西侵陕西，必须守住中条山。
中条山抗战在中华民族抗日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分前后两个阶段。“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的１７路军被缩编为38军。“芦沟桥事变”后，军长孙蔚如向蒋介石请战，并向国民政府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蒋介石批准了孙蔚如的请战要求，将３8军扩编为３1军团。1938年７月，这支由三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队伍开进了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先后粉碎了日军十一次大扫荡，“陕西冷娃”以血肉之躯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西北。而我军也有两万多人牺牲在中条山下、黄河岸边。
1940年10月，孙蔚如接到蒋介石的调防命令，率第四集团军离开了浴血苦战将近三年的中条山，到中原战场参战，晋南百姓含泪送行。孙部离开中条山后，晋南三角地带先后涌来17万国军。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17万国军防守的中条山在２０天内全线失守，７万官兵罹难，８位将军被俘。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但是，由于前期西北军牢牢地钳制住了日军的进攻势头，陕西和整个大西北才免于沦陷。抗战八年，日军占据了中国东、南、北大片领土，却一直无力西进，中条山战役功不可没。
我的父亲在中条山战役中腿部负伤，1941年9月被送到80军驻洛阳办事处养伤。以后又调至80军驻陕西办事处任准尉附员，安排在西安北郊红庙坡看守军需仓库。1944年4月，80军被整编为第一军，后来又整编为91军，父亲一直在红庙坡仓库任少尉库员。
奶奶妈妈千里寻亲
从1937年8月到1941年9月，父亲出生入死，经历五年戎马生涯，到红庙坡看守仓库之后，才算稳定下来。那时，国民政府有个政策，凡是军龄五年以上的抗日军官，有条件带眷属的，每月可以领到六十斤麦子的眷粮。我父亲想，我是当兵吃粮的，可母亲她们还在老家受苦受罪！我现在有条件带眷属，为什么不把她们接到西安？国共合作时期，西安与陕北邮路尚通，日夜思念远在府谷的亲人，总算可以通信了。于是，父亲就写了一封信叫奶奶带着妈妈大哥到西安来。
大爹、父亲和四爹当兵之后，奶奶带着大妈、大哥和当童养媳的我母亲，靠磨豆腐、生豆芽维持生活。后来大爹因为“通共”被22军打死在神木高家堡。第二年，大妈为生活所迫，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二哥改嫁到李水家。李水是个木匠，带着一家人“走西口”逃活命去了。那一年，日本鬼子的飞机到府谷撂炸弹，王家祖上在王家圪台的老房被炸成了“爎炭坡”（废墟），奶奶只好带着我妈和我大哥借住下院王守华家的西耳房，三辈三口人相依为命，苦熬岁月。
我母亲刘玉秀也是个苦命人！出生于农历乙丑年（1925年）五月二十一日，九岁上死了娘，十三岁被她父亲卖给王家当了童养媳妇。至今我不知道姥爷叫什么名字，只听奶奶说过：“你姥爷家是山西保德人，祖上在府谷做生意，在县川有地、还有一院房产；后人不争气，抽大烟，把地都卖光了，一院房产也卖给了张登阁家，到你姥爷手上，成了破落户。你姥爷拉的一手好胡琴，在城里乡下靠拉琴唱曲度日，跟讨吃要饭的差不多。***妈小名叫‘二昭子’，自到王家，我待她就像亲女子一样。你大爹死后，你大妈改嫁，你姥爷看王家没指望了，就想把***妈领回去，再卖一回。我死活不答应！把你姥爷告到县衙门。县长过堂，你姥爷说：‘你老婆子三个儿都当了兵，自古当兵的有几个能活着回来？你就放二昭子一条生路吧！’我说：我这是‘和尚家的江山，能守到啥防地就守到啥防/’！只要衙门还没有给二旦报丧，你休想把二昭子领回去！县长听了我的诉说，很是赞成；又问***妈：‘这女子！你是想跟你爹爹回去，还是想跟你婆婆生活？’***妈回答的很干脆：‘我要跟我婆婆！’县长听了直点头，转过身对你姥爷说：‘这老太太三个儿子都当兵抗战，你女子早就成了王家的人，虽没有成亲，也是抗日眷属，政府法律要保护，岂能由你随便解除婚约？你赶紧回去，不许再闹，如不然，就办你个破坏抗日罪！’你姥爷一看这阵势，灰溜溜地下了堂，再也不敢提卖女子的事了。”
后来几十年，我奶奶只要一说起这件事，就眼睛放光，满身的豪气，对我们说：“***妈是我从公堂上夺回来的！要不然，哪有你们弟兄！”我妈当然不爱听这些话，又不敢回嘴，只是小声嘟囔：“啥年代的陈芝麻烂谷子，总忘不了，就数你能！”我们小兄弟只是低着头偷偷地笑。
1941年冬天，奶奶总算盼到了我父亲的来信，老人家喜出望外，逢人就说：“我家二旦还活着，在西安当库员，我要寻儿去呀！”当时，家中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奶奶叫人从被日本鬼子炸塌的废墟里把房梁椽檩拆卸下来，连同几件家具统统卖了，加上我父亲托人捎回来的一百来块大洋，凑了不到二百块钱作盘缠。1942年春夏之交，奶奶雇了一头毛驴，领上我妈和我大哥，踏上了千里寻亲路。
我奶奶是小脚，旱路骑毛驴，我妈、我大哥跟上脚户走，晓行夜宿，一天走几十里，从府谷经神木到了榆林，在爷爷的至交胡掌柜家歇了几天，接着起身经过米脂、绥德、清涧一路奔往延安，脚户不愿再往南走，身上的盘缠也所剩无几，只好把脚户打发回去了。抗日战争时期，虽说是“国共合作”但是两家都在路上设了许多关卡。我奶奶很聪明，走到国民党管辖的“白地”上，遇到盘查就说“我去西安寻我二儿呀！”；走到***管辖的“红地”上，遇到盘查就说“我到延安寻我四儿呀”，因此一路上没有遇到大的麻达。
国共合作抗战时期，我父亲尚能和四爹通信，知道他已驻防延安，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传达班当班长，就在给奶奶的信上留下这个番号，让奶奶到延安找我四爹。我奶奶到到了延安后，见了八路军就按这个番号打听，终于在延安小砭沟找到了边保司令部政治部。有个战士把我奶奶她们安顿在一孔窑洞，就朝外边喊：“王富智，***寻你来了！”喊了几遍没人应，半天才见一个当兵的推开窑门进来，朝坐在炕上的我奶奶瞅了一会儿，“窟通”一声就跪下了，留着眼泪说：“我当是他们哄我哩！真是妈妈！”我奶奶叫了一声“补四子！”半天说不出话来。四爹听奶奶说了来由，就说：“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边区大生产，我们种的山药蛋收了两窑洞，有你们吃的！”我奶奶说：“咋能不走，我还要到西安送你嫂子跟你二哥完婚，如今没盘缠了，先住几天再打算。”奶奶在延安住了十来天，吃喝不愁，四爹就带上她们到处走走看看。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我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人民画报”翻着看，奶奶在旁边做针线，有一搭没一搭的瞅着。忽然，奶奶指着一张毛主席在延安和群众一起看秧歌的照片说：“我见过毛主席！”我瞪大了眼睛，说:”奶奶做梦哩吧？”奶奶笑着说：“那年我在延安，你四爹领上我们到桥儿沟看秧歌，就是这场面。你四爹还给我指，那是毛主席，那是朱总司令！你猴娃娃知道个甚！”我对奶奶一下子佩服的不得了！又问：“那四爹如今在哪里？”奶奶停下手里的针线，抬起头，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解放几年了，他要是还活着，早就寻我来了；没音讯，怕是不在人世了。”我默然无语。事后，爸爸对我说：“以后在奶奶面前再不要提你四爹！解放后，我打听了几年，民政部门也去过。抗战后期，你四爹编入边区独八团，在定边县驻守，给延安送炭、送盐，1945年我们还有通信。内战爆发后，国民党马鸿逵的骑兵进攻边区，包围了独八团，八路军损失惨重，你四爹恐怕就在这次战役牺牲了，连姓名也没留下！”从此，奶奶的刚强豁达，永远烙在我心底！
延安虽好，终不是久留之地。尽管四爹一再挽留，奶奶还是急着要去西安。临行前，四爹给奶奶手里塞了四块大洋，说：“妈，我知道留不住你们，这几块钱你路上花，到了西安给我来个信！”谁知，这竟是奶奶和四爹的永别！
离开延安，奶奶带着我妈和我大哥，又踏上了往西安寻儿的路。雇不起长脚户，只能雇短脚，走一站换一头毛驴，雇不上生灵就靠两条腿。一个“猴脚脚”老婆带着两个半大孩子，跋山涉水，走走歇歇，沿路乞讨，哪个艰难真是一言难尽！
一路走了十来天，经过甘泉、富县、黄陵、宜君，到了“北铜官”（现在叫铜川）,在一个小站，她们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火车，黑黢黢一条长龙，一节一节的装满了煤炭，趴在两条铁不浪上吐着白气，“呜——”地一声怪叫，吓得我大哥直往奶奶怀里钻。奶奶从父亲的信中知道，到了北铜官就可以坐火车到西安。可是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买不起车票。那天后晌，奶奶他们进了一家小饭馆，用仅剩的几个铜子买了几个馍馍，要了三碗面汤，一边看着孩子们吃，一边四下里瞅。奶奶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她看见一张桌子旁坐了几个行商打扮的人，就从衣襟里掏出我爸给她的信，走上前去打问。其中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先生接过奶奶手中的信，见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军驻陕西办事处”字样，就问奶奶：“八十军有你什么人？”奶奶说：“我儿在八十军红庙坡仓库当库员。”那先生说：“这才巧了！我在西安北关开煤场，给八十军仓库送过炭。”奶奶大着胆子说：“不知先生贵姓？你要是信得过我老婆子，能不能借我几个钱买火车票，到了西安，我儿一定给你还。”那位先生把奶奶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说：“我姓程。看你们也是老实下苦人，这样吧，不用买票了，我把你们安顿到煤车上，保准把你们拉到西安，只是要委屈老太太了！”这正是天无绝人之路！奶奶自然是千恩万谢。那位古道热肠的程老板在饭馆买了十几个馍馍，又要了一个陶罐，满满装了一罐水，把祖孙三人带到火车站，安顿到一节车厢的煤堆上，临走时再三叮嘱：“不到西安卸煤时，千万不要下车！”
这列运煤车走走停停，三天两夜才到了西安火车站。见有人来卸煤，奶奶他们才敢爬下火车，浑身上下黑抹五道，已经看不出眉眼了。
出了西闸口，奶奶逢人就打听八十军办事处，天麻麻亮时，终于摸索到办事处大门口。站岗的哨兵扫瞭了一眼破衣烂衫、满脸黑灰的祖孙三人，没好气地说：“要饭也不看个时辰！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奶奶毫无惧色，说：“我来寻儿！”哨兵问：“你儿是谁？”奶奶朗声答道：“八十军红庙坡仓库的王富义！”哨兵立马换了脸色，说：“早就听说王库员的妈妈要来，你老人家就是啊？”赶紧叫人开门，打水洗脸。换了三盆黑水，三个人才洗出眉和脸。
办事处的副官派人把我爸叫来。父亲见到奶奶，叫了一声“妈！”就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奶奶倒是刚强，笑着说：“我把你媳妇领下来了！”我妈腾地红了脸，背过身去，低头抹泪。亲人相见，悲喜交集，在场的官兵无不动容。吃过午饭，父亲雇了两辆洋车，把祖孙三人接到了红庙坡仓库。事后，父亲专门到北关外“诚义煤场”拜谢了程老板，两人从此成为至交。
红庙坡在西安北关外龙首原西段，距北门三四里路，有一百多户人家。村东头有一座明朝时建的道观，叫昊天观，庙门高大，红墙灰瓦，飞檐斗拱，老远就能看到，老百姓叫它“红庙”。抗战时期，这里被八十军征用，做了军需仓库。父亲在中条山负伤后，从八十军洛阳办事处调到西安办事处，安排在这里当库员，带着几个护兵看守仓库。父亲为人忠厚，豪爽义气，很快就结识了一批在西安的府谷老乡，其中有大大小小当官的，譬如当旅长的韩子佩、当团长的杨怀英、当县长的乔学明，当副官的苏玉厚、田清，当中统科长的胡海峰、刘志光，当职员的焦虹桥、焦浩桐、白友珍，当军医的苏效全、经商的张子清、当勤务兵的韩斌友、当伙夫的高士斌、在西安上学的府谷籍学生郝增伟，投亲靠友的张亮文、才小子等等。
听说王富义的老妈带着儿媳妇来西安了，府谷老乡们奔走相告，张罗着给我父母办婚礼。1942年底，我的父母在西安饭庄办了五桌酒席，款待老乡朋友，拜了天地，证婚人就是胡海峰伯伯。（2003年，我率陕西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特意看望了胡海峰、屈伯凤夫妇，他们让我带回一枚戒指给我妈，上面刻着“中国国民党成立90周年纪念”。现在，两位老人都已去世了）。
父母的家，安顿在庙院的“三清殿”旧址。军需仓库不缺吃的，府谷老乡常常来红庙坡聚会，还组织了一个府谷同乡会，每到星期六、星期天，就到这里吃家乡饭。奶奶给他们做炖羊肉、揪面片（羊肉疙瘩）、包饺子、擀豆面、炸油糕……。老乡们说，到了红庙坡王家，就像回到了府谷县。
父母成婚后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孩，可惜我这个姐姐只活了半岁就夭折了。来年（1944年10月23日，农历甲申猴年九月初七），我在红庙坡大庙“三清殿”出生，成了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奶奶最初给我起名“西京”，给我过满月的时候，那帮府谷老乡都来了，听说我的名字叫“西京”，刘志光叔叔说：“我的儿子也叫‘西京’，比这娃大三个月。”奶奶听了便说：“你娃已经叫了‘西京’，我这孙子就叫‘长安’吧！”从此，我的名字就叫“王长安”，这是奶奶给我起的。
我出生的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陕北人家乡观念重，父亲和奶奶商量，打算回府谷老家。于是，父亲申请退伍，离开了国民党军队，搬出红庙，在村里一家叫“王园子”的大院租了一间房，筹划着回府谷。谁知第二年（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胡宗南进攻陕北，西安到府谷的交通中断了。回不了家乡，一家人总要生活，父亲就买了一头毛驴，借了房东家一盘石磨，开了一间磨坊，做起了粜粮卖面的营生。父亲跑到西府（扶风、岐山、宝鸡、凤翔一带）买回小麦，和奶奶、妈妈把小麦磨成面，再卖给西安城里的粮店，赚几个钱，维持一家生计。我妈妈在红庙坡村又生下二弟王长有、三弟王长来。
1949年5月20日，古城西安解放了。父亲自认为“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就呆在家里，静观其变。一天，有两个“村公所”的人把我父亲叫去，盘问了一天。父亲就把自己从小受苦，抗战爆发后被征了壮丁，八年抗战参加了哪些战役，怎么落脚红庙坡，细细叙说一遍。有个背盒子***的军人听了说：“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你也是受苦人出身，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当兵熬成下级军官，但你是打日本的，抗战胜利后就退伍了，和村民相处的很好，没有什么恶迹。”就把奶奶、妈妈叫来，让她们在村上找“保人”。我奶奶善良厚道、乐善好施，自从在红庙坡落户，就常常用仓库里的粮食和旧军衣周济村上贫苦的邻里乡亲，所以我们家在红庙坡人缘很好。奶奶听当官的说要找保人，就说：“这不难！”半晌功夫，村上来了一大帮人，都说“王库员是好人！”有的说：“抗战期间，军队常来拉差，王库员叫村上人把骡马大车赶到庙院仓库，说‘八十军已经征用’，躲过了一次又一次差役。”；有的说：“俺家娃多,王老太太时常挖几碗麦子救济我们。”村民们纷纷愿意为我父亲作保，父亲安然被放回了家。
土改的时候，工作队的干部对我爸说：“你家到此地八年多了，和村民相处得很好，也算红庙坡的村民了，可以参加土改，给你家分上几亩地，就在村上落户当农民吧！”父亲说：“我们虽是受苦人，但祖辈就住在府谷城里生活，没有种过自家的地，我们还是另想办法谋生吧！”
1949年夏天，父亲通过老乡介绍，在西安城里北大街王家巷32号找到一间房子，举家迁到这里居住。那年，我才五岁。
王家巷32号是国民党陆军中将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在西安修建的私宅。1945年初，高双城于榆林病逝后，这所院子归了他的儿子高凌云。西安解放前，高凌云把王家巷32号的两院房产赠送给了他的堂弟高景云。正院过厅两大间曾经是杜斌丞先生在西安的旧居。杜斌丞是陕西米脂人，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他利用合法地位，支持***人的革命活动。1945年2月，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任主任委员。1946年1月，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3月20日，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王家巷32号，宣称“从杜斌丞家中搜出了大烟土”，遂以“贩毒罪”将杜斌丞逮捕。先生在狱中受尽百般折磨，视死如归，严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10月7日，杜斌丞在西安玉祥门外英勇就义。
王家巷甲字32号是正院的一个偏院，院子很大，住了七八户房客。我家住的房子，原来是杜斌丞先生的汽车库，杜先生遇难后，改成门房。我们家从红庙坡搬进城里，一家六口人就住在这里。
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9年秋天，我们家从红庙坡搬到了王家巷以后，为了维持生计，父亲挑起一副箩筐，干起了“收破烂”的营生。每天走街串巷，收购旧家具、旧衣服、老古董，第二天天不亮担到小东门里的“鬼市”上出售，赚几个米面钱。
西安解放以后，我大哥王志刚报名参加了解放军，我们家成了“光荣军属”。1951年，政府看我家生活困难，救济了一辆架子车，父亲就拉起架子车沿街揽生意，给人家搞运输、卖苦力，风里来雨里去也挣不了几个钱，全家人在贫困中挣扎度日。直到1952年4月，我父亲遇到了一位“贵人”——府谷老乡柴汉生，才时来运转。柴汉生青年时就参加了革命，他念过书，有文化，当上了干部，解放后在西安担任西北土产公司经理。他对我们家知根知底，看我家生活困难，就对我父亲说：“富义，你也是贫苦人出身，我给你介绍个工作，参加革命吧！”又给父亲讲了一番“***为人民服务，解放军为人民站岗放哨”的道理，我爸自然是喜出望外。就这样，经柴汉生介绍，父亲在西北土产公司当了警卫，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解放初期，国营公司的警卫都属于解放军公安部队编制。那天，父亲穿着一身解放军军装回到家里，我们弟兄几个又惊又喜，跑到院子里逢人便说：“我爸当解放军了，还戴着‘公安’臂章！”哪个神气劲儿，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我奶奶倒是不怎么高兴，皱着眉头对我爸说：“当了八年兵，还没当够？怎么又穿上这身军装去扛***格揽子？”我爸说：“过去当兵是为了打日本，现在当兵是给人民当警卫，都是给公家看仓库，还给关饷。”奶奶听说公家给发薪水，这才转忧为喜。（我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柴汉生后来调到新疆商业厅当厅长，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横遭***，不堪凌辱自杀。父亲每念及此，总是悲愤不已！）
1952年6月，西北土产公司改制，父亲调至西安市贸易公司，1954年2月，调到西安市食品公司，1956年3月又调到西安市木材公司，一直干警卫工作，隶属经济警察部队，白天站岗，晚上巡逻。1956年8月，各国营公司的经济警察编制撤销，父亲被安排到西安市木材公司储运科当了检尺员，主要工作是量木头、算材积、计价格。
1953年，莲湖区政府把一些军烈属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生产合作社”，在王家巷37号大院开设了一家生产豆腐的作坊，我母亲被吸收入社，也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去干活，泡黄豆、磨豆浆、摇豆浆包、点豆腐、出豆腐，哪一样也不轻松，虽说每月只有二十来块收入，可是社员们干得热火朝天，乐在其中。
妈妈在王家巷又生下四弟王长命、大妹王长琴、老六王立青。我们兄妹的童年是在王家巷度过的。爹妈整天在外面工作，顾不上管我们，奶奶经管我们一日三餐，穿得烂、吃得饱，在家呆的时候少，家境贫穷挡不住其乐融融。我们除了上学，就是和一帮小伙伴疯玩。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得帮家里干活。童年，在我们心中留下了许多美好快乐的回忆！
1958年，西安打通拓宽莲湖路，王家巷整体拆迁，我们家搬到了玉祥门外潘家村陈家门西安市木材公司家属院。我的六弟毛孩和小妹王长宁都是在木材公司家属院出生的。
“三年困难”时期，“低标准、瓜菜代”，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常常要搜寻萝卜、南瓜、野菜充饥。多亏了妈妈在副食品加工厂工作，隔三差五能从厂里买上三五斤、十来斤豆腐渣、粉渣回来，掺上些面，烙饼子、蒸窝窝，这可都是粮食呀！比萝卜、南瓜耐饥多了，在当时可是宝贝东西！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在困难时期没咋挨过饿，这是令全院人羡慕不已的事情。我妈为人善良，每次分了豆渣、粉渣回来，总要给左邻右舍特别是孩子多的人家均上几斤，同院的大妈、大婶都夸赞“王嫂心肠好、人厚道！”
1963年7月，我从西安市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陕西省小雁塔小学任教。每个月有了三十几块工资，除了伙食费、买点书报，还能给妈妈十来块钱，总算能给父母尽点孝心，为弟妹尽点责任。
由于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参加革命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免不了接受审查，虽说没挨过整，却也是“内控”对象。“文革”初期，学校里兴起“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身好的“红五类”戴着红袖章，趾高气扬、威风八面，四处抄家，揪斗“黑五类”。我们弟兄几个因为家庭出身不是正牌“红五类”，都没资格参加“红卫兵”，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害怕父亲哪一天被当做作“国民党残渣余孽”给揪了出来。父亲也看出我们的担心，有一天晚上把我们兄弟几个叫到一块，把他从小怎么受苦，怎么被抓了壮丁，当兵后打日本的种种遭遇，怎么到的西安，奶奶如何带着妈妈大哥走了两千里路找到他，一家人怎么落脚红庙坡，以及大爹、四爹是怎么死的详细叙说了一遍。爸爸说：“我当兵八年打的是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后我就退伍了，没有和***打过仗，在军队里最大也就是个准尉库员，相当于排长，不够‘公安六条’里说的‘连长以上’，运动搞到今天，也没有人给你爸贴过一张大字报。你们不要怕，该干啥干啥，就是不能给家里惹祸！”当时我弟弟还天真地问：“爸爸当年为啥不和我四爹一样去参加八路军？”爸爸苦笑着说：“哪个时侯能由得了我？这都是命！”从那以后，我们哥几个对爸爸历史心里有了底，也参加了群众组织，闹起了“革命”。
1968年12月，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市一中上高六六的大弟弟长有，就带着上初六七的四弟长命到河北南沟大队插队落户了。老三长来初中毕业后就上了市机械局在内燃机配件厂办的技工学校，毕业后就分在内配当工人。大妹长琴是70级的学生，她们这一届大部分同学去了“三线”修筑襄渝铁路。因为两个哥哥已经插队，按政策她可以留城，被分配到西安第一印刷厂当了工人。到了1974年我的五弟立青毕业的时候，还得“上山下乡”，分配到扶风县段家公社插队去了。1978年，老七毛孩毕业时，父亲六十岁，当时国家有了“顶替”的政策，父亲就办了退休手续，让毛孩“接班”，进了西安市木材公司下属的西郊木材加工厂。
1969年，我的奶奶与世长辞，享年83岁。她老人家的骨灰在三兆公墓寄存了几年，后来媚槐大哥专程回到府谷，把奶奶的骨灰盒安葬在府谷阎家洼爷爷的坟茔旁边。
父亲花甲之年时身体很硬朗，上山下乡的几个孩子都先后被招工回城，八个儿女有六个成了家，家庭负担减轻，本应在退休后安度晚年，含饴弄孙。谁也料想不到他老人家会突然撒手人寰。1978年7月12日，父亲因急性阑尾炎做手术时出了事故，抢救无效病逝。老天爷不睁眼！亲爱的爸爸吃了一辈子苦，眼看能享福了，却遭此不测，全家人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肝肠寸断、心如刀绞！
在红庙坡村民们的帮助下，我们弟兄把父亲安葬在位于红庙坡塬顶上的“晾马台”北坡。1997年，考虑到红庙坡这个城中村要改造，我们在西安东郊白鹿原东边的霸陵公墓置了一块双人墓地，把父亲迁葬于此。
爸爸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也是伟大的一生，他的音容笑貌、精神品德永远活在我们心里！2015年，在举国上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的父辈是抗日战士》，发表在《西安晚报》上，慰藉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去世后，母亲有儿女们陪伴，晚年生活是平稳安详的。妈妈常说：“我比你爸有福，他没享上的福，我替他享了。”
2000年，母亲七十四岁，离开家乡已经五十八年了。我和几个弟妹陪伴妈妈回家乡“辞老”。从西安到延安，游览了“革命圣地”，专程到小砭沟去寻找1942年奶奶、妈妈、大哥住过的四爹所在部队“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旧址，告慰我四爹在天之灵。从榆林到府谷，踏上故乡的土地，她老人家更是悲喜交加。在老乡们的指引下，我们来到古城西街的“王家圪台”，这里早已换了主人，也姓王，虽不是本家，但“亲不亲故乡人”，妈妈和女主人拉话话，才知道她们一家是解放后从黄甫红泥寨迁来的，对王家圪台过去的事了解甚少，只知道抗战时期日本鬼子的飞机撂炸弹，把这里炸成了“爎炭坡”，现在的房子都是他们一家迁来后盖起的。妈妈在不大的院子里瞅看了很久，再也找不到当年的痕迹，禁不住潸然泪下。
离开王家圪台，乡亲们领我们登上古城中心的大钟楼遗址。因为年久失修，原来的大钟楼早已倒塌，只剩下一个土台子。到90年代，乡亲们在村民小组倡导下，自发的组织起来保护这个古蹟，除了村民们捐款，还向走出家乡的府谷籍老乡募捐。我们兄弟几个都参与了在西安的府谷老乡的捐款活动。有了这些捐款，乡亲们把钟楼残存的底座用砖重新包起，保护了下来。我们游览了文庙、千佛洞、荣和书院，专程凭吊了父亲青少年时代担水卖水爬过无数次的小南门，在残留的石阶上追寻父亲当年的足迹。乡亲们用地道的家乡饭热情款待我们。当时已七十六岁，被誉为“陕北民歌活化石”的民间歌手柴根儿老人，即兴为我们演唱了《摇三摆》、《走西口》、《挂红灯》等府谷老辈人流传下来的“山曲”。听着这些自小熟悉的曲调，和乡亲们啦家常、忆往事，妈妈眼里含着泪花花，喜得合不上嘴。妈妈说，离开府谷快六十年了，临老还能回来看一眼，能閤挤住眼了！
这次回府谷最重要的行程是到老坟祭祖。我们王家的老坟在古城西南的阎家洼，这里埋葬了哪些先祖，我们已无从知晓，只知道我爷爷的坟在这里，和邻居苏羊小子家的祖坟离得很近。1942年，奶奶离开府谷去西安寻我爸爸之前，带着我妈妈我大哥最后一次到老坟祭奠，临走时拜托苏大大每年清明节祭祖时照看一下我家祖坟。奶奶他们在西安红庙坡安顿下来以后，还让我爸给苏羊小子寄钱，请他上坟时到我家祖坟上烧几张纸。1969年奶奶去世之后，骨灰在三兆公墓寄存了几年，后来媚槐大哥专程回到府谷，把奶奶的骨灰盒合葬在爷爷的坟茔旁边。那天，苏大大亲自带着我们来到坟地。我家祖坟虽然紧靠一条路边，依然存留者。妈妈让我们在坟前点上白蜡紫香，跪拜奠酒，焚烧纸钱，她坐在坟边放声哭嚎，向先祖倾诉她七十多年的艰难苦焦和委屈，我们劝不住，索性让妈妈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回到西安后，我写了一首诗，记述了这次难忘的故乡之行，发表在《榆林诗词》上，后来又被《府谷文库》收纳。
故 乡 行
——庚辰夏陪母亲回府谷辞老
生于关中地，根在府州城。
王家圪台上，祖居几辈人。
抗日烽火起，父辈皆从戎。
血战上海滩，保卫南京城。
府谷多壮士，牺牲百余丁。
浩气感天地，捐躯无留名。
生长黄河畔，我父识水性。
劈开长江浪，虎口得余生。
转战中条山，驻军西安营。
思母情切切，家书抵万金。
祖母杨氏女，娘家在碛塄。
寡居撑门户，刚毅不认命。
盼来儿音信，下定寻子心。
不畏路漫漫，但愿留住根。
左手牵儿媳，右手携长孙。
乞行两千里，西安见儿亲。
三辈三口人，落脚红庙村。
父母完婚后，辛劳谋生存。
生养八儿女，如今皆成人。
四辈四十口，济济大家庭。
慈祖常教诲，毋忘府谷根。
八秩含笑去，如愿归祖坟。
母亲苦一生，古稀得康宁。
离乡六十载，思乡情更浓。
今朝遂母愿，辞老故乡行。
老坟祭先祖，白发热泪盈。
回首当年事，再登小南门。
文庙古迹在，书院重修整。
喜看县川里，旧貌换新容。
河畔建公园，高楼夕照明。
公路连成网，煤炭运外省。
乡亲家家富，光景节节升。
祈盼新府谷，明日更火红。
2008年农历正月十五，我的妈妈走完了八十三年的人生历程，安详平静的去世了。我们把妈妈和爸爸合葬在白鹿原上的霸陵公墓。他们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大哥王志刚于1949年5月参加了解放军，在西安王曲西北军政大学整编之后，随贺龙、***的部队开赴四川，在西南军区高级步兵学校当了一名学员。后来随陈赓大将部队被调到东北，参加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工作。1958年，大哥复员转业回到西安，被安排在十号信箱（庆华电器厂）当了一名电工。1960年，大哥成了家，大嫂闫菊莲在渭南当小学老师，他们生了三个女儿，王亚萍、王华萍、王新萍。大哥大嫂因病先后于去世。他们的女儿现在都已成家。两个外孙都长大成人，外孙女已经出嫁成家。
我们西安王家的故事，是老一辈走出家乡的府谷人的一个缩影。无论我们的后代走到天南地北，都会记住，我们是府谷人的后代，我们的根在府州城。府谷人勤劳善良、刚毅坚强、勇于担当、自强不息的精神品德和优秀传统，将永远鼓舞激励着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拼搏奋斗！
注：
2017年7月写于西安
作者母亲
作者一家2017年回府州城寻根
作者和爱人在府州城钟楼
作者向家乡人询问家乡建设情况
作者简介：
作者近照
王长安，男，汉族，1944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初七）出生于西安市北郊红庙坡。祖籍陕西省府谷县古城西街王家圪台。1963年毕业于西安市师范学校，分配至陕西省小雁塔小学任教；1968年调西安市碑林区革委会宣传组任干事，1975年加入中国***；1976年担任中共碑林区委办公室副主任，； 1979年5月任命为中共碑林区委副书记，7月支援西藏工作，任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副主任；1981年内调回西安；1981年—1988年任中共西安市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期间，1983年—1985年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理论班脱产学习；1985年—1988年任中共西安市委端正党风办公室主任；1988年—1991年年任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书记；1991年—2003年任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任西安晚报、西安日报社总编辑、社长。西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9年—至今任西安榆林商会办公室副主任、《西安榆商》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