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北大补录退档考生:要遵守规则,教育扶贫也要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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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9/8/13 11: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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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计划着眼于公平,可是高校则有择优的冲动。如何平衡好国家推动制度公平的初衷与高校择优录取的冲动,避免类似争议事件再次发生,有必要及时补上制度漏洞,比如划定政策照顾的最低门槛。

特约作者 | 杨三喜 教育资深媒体人

河南一名理科考生以536分的成绩报考北京大学在河南省“国家专项计划”,在被提档后旋即被北大以分数过低、极有可能无法完成学业为由退档。随后,此事引发广泛争议,舆论批评北大违背招考规则,担心退档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8月11日,北京大学决定按照程序申请补录被退档考生。两名被退档学生的命运犹如过山车,跌宕起伏,令人唏嘘。而此事引发的关于招生录取的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却还在继续。

退档低分考生,确实是违规了

河南这两名考生分别以536分、542分,以低于第6名667分100多分的成绩被北大录取,实属幸运。

一般情况下,在高考难度号称地狱级别的河南,这两名考生虽然超过一本线30多分,但是只能考上新乡医学院层次的学校。

但若按照“国家专项计划”的要求,这两名考生被录取又名正言顺,他们虽然分数低,但是的确达到了北大在河南“国家专项计划”的所有要求,没有理由不被录取。

一开始,北大在退档之后,录取了第二志愿的两名考生。对此,北大也承认退档处理存在不合规之处。因为录取工作按照顺序志愿投档,首先应该满足第一志愿考生,如果舍第一志愿考生,而取第二志愿考生,那么假如第二志愿考生中有更多的人分数比第一志愿的高,是不是可以退档更多考生呢?

有人以高校招生自主权为由,为北大辩护,认为北大有权力拒绝不满意的考生,但现行招考制度下,高校退档一般是在报考人数多于招生人数的情况下进行。比如高校按照计划招录人数的1.2倍提档,最后对提档考生中20%的考生退档。但是这一次,却是在报考人数未超过录取人数的情况下退档,自主权一说难以服众。

536分却被北大提档,是因为此次北大在河南“国家专项计划”断档了。断档,即由于录取人数过少,考生不敢报或者专业较冷门等原因,填报院校志愿的人数低于院校的计划招生人数,导致第一次投档时无法完成招生计划,录取分数异常低的情况。

实际上,高校断档的情况并不鲜见。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医学院在江苏理科投档线刚好压倒江苏一本线。2017年,山东大学在河北文科投档线也是刚过一本线。同年,天津大学在黑龙江理科投档线仅比一本线高出4分,而前一年高出了144分。这都意味着有胆大的幸运考生捡漏成功,正应了那句“清华北大不如胆大”

应该看到,志愿填报本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充满了变数,有人胆子大、运气好,捡漏成功;有人判断失误,高分却滑档。虽然看似存在不尽合理之处,但是不管是学生还是高校都应当接受规则的现实。这就是愿赌服输。

北大退档低分考生之所以引发激烈舆情,正在于公众担心这一做法做了一次恶劣的示范,会引发其他高校以类似原因退档低分捡漏的考生;二则,作为高等教育的领头羊,肩负着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的使命,如果北大都可以不讲契约、不守规则,那谁来讲规则?

补录退档考生是否公平?

北大一开始退档考生的理由是,考生分数过低,极有可能无法完成学业。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担忧并非没有缘由。

为了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提高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让更多农村孩子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教育部等五部委于2012年起实施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也就是“国家专项计划”。2014年,教育部又上增加“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其中北大的“高校专项计划”为“筑梦计划”,最低可对考生降至一本线录取。

通过专项计划进入高校的考生的确出现过学业困难的情况。学者李莞荷等访谈了10位通过清华大学“自强计划”录取的学生,发现部分边缘型的学生较难以适应清华大学的学业;余秀兰等人的访谈调查则发现,通过“高校专项计划”升入名牌大学的学生,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存在学科基础薄弱、学业压力大等问题。

然而,这种情况与预设低分考生无法完成学业而拒绝考生是两码事。前者不能为后者提供合法性。尤其退档时,北大与河南省方面交涉中时,三次复制同样的理由,更让人感受到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不少网友举翟天临和部分国际生的例子来表达对这一理由的不屑,录取“不知知网”的翟天临为博士后,怎么就不考虑人家能不能完成学业?话糙理却不糙。

实施专项计划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在基础教育资源城乡、区域间的配置极不均衡,农村学生高考竞争力较弱的情况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学生能够上名牌高校,定位就是“高考扶贫”,本来就是一种补偿性公平。

考虑到通过专项计划进入高校的考生可能面临学业困难,高校应该做的是,做好过渡教育,帮助考生提前了解和熟悉大学学习状况以及校园生活环境,帮助他们获取学习资源和学业支持,并且努力营造支持性校园环境,完善学生学业辅导体系。

如果不是因为断档,这两名考生绝无可能被北大录取。于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对分数更高却没有机会进入北大的考生不公平,而弃两名500多分的考生,录第二志愿两名671分的考生更符合人才选拔的初衷。

于公众来说,考生与考生之间的公平固然重要,效率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可更重要的则是对高考录取规则的遵守,这是守护招考公平的基石,规则的失守,恐将打开潘多拉盒子,带来公平的灾难。

教育扶贫应更精准

财新记者采访后推测,北大这次之所以遭遇断档,可能性很大的情况是,北大原先联系好的考生因为临时“变卦”未报考北大国家专项,而北大在当地招生时未考虑充分联系足够多的高分学生,导致当事考生幸运“捡漏”。背景则是清华北大的“掐尖”暗战。

此次事件无疑暴露出了“国家专项计划”制度设计上的漏洞。专项计划着眼于公平,可是高校则有择优的冲动。如何平衡好国家推动制度公平的初衷与高校择优录取的冲动,避免类似争议事件再次发生,有必要及时补上制度漏洞,比如划定政策照顾的最低门槛。

公平与效率,始终是考试招生制度的一对主要矛盾。美国从肯尼迪政府开始,就开始实行照顾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2011年,奥巴马政府颁布美国大学种族平权入学方针,鼓励美国大学在招生时,考虑学生的种族背景,为处在社会较低地位的少数族裔降低大学门槛,从而促进大学校园的“种族多元化”。平权方针与专项计划类似,都是一种教育公平的补偿性机制。

不过由于平权计划导致成绩比少数族裔学生更好的白人、亚裔学生被高校拒之门外,该项政策也遭受争议,并已经被特朗普政府取消。

相比美国高校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方式,我国新高考改革主要集中于考试内容方面,尚没有触及招考分离改革,高校还不是真正的招生主体,缺乏真正的自主权,招生主要是招分,而非招人,这样也导致专项计划的实施难以精准。

以“国家专项计划”为例,主要面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以及新疆南疆四地州,考生在实施地区拥有三年户籍、三年学籍就可以报考。一方面,这一政策难以杜绝一些人通过高考移民钻政策空子的情况;另一方面,政策针对的是贫困地区,而非具体的个人,由此导致照顾的群体很可能并非真正的弱势群体。打个比方说,大城市上普通中学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与贫困县上超级中学的富贵家庭的孩子,谁享受的教育资源更好,谁更需要帮扶?

而高校在分配专项计划名额时拥有相当的自主权,研究表明,高校也倾向于给生源质量较好的贫困地区更多专项名额。从实际情况来看,那些通过高考专项计划进入名校的考生基本集中于当地的重点高中。如何让专项计划的录取以及名额分配更加符合专项设立的本来目的,也是未来专项计划必须正视的问题。

以分取人是一种公平,但却忽视了由于地区、家庭背景的等因素导致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为了改变这种教育不平等现象,韩国从2009年开始实施高校招生“机会均等分配制”,在国家招生计划外招6.4万名家庭困难学生,计划外招生范围从农渔村地区、低学历家庭、离婚家庭等扩大到经济困难低收入家庭,允许高校在此范围内比较考试成绩,重点考虑学生潜力,自主决定选录标准。考生可以申报比自己统考成绩高一两个等级的大学。当然,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具体操作问题,但仍足以为实现教育扶贫的精准化提供借鉴。那就是加强对生源结构的调查,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

如果说专项计划指向的是对结果公平的补偿,那么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夯实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则是治本之策,扶贫政策之外,还应更多考虑如何让每个学生拥有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

第45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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